中国政府最近宣布，决定在2020年前将上海建设成为一个可与纽约、伦敦和香港等地媲美的国际金融中心。

上海在10年前制定的类似宏伟目标，如今大多没有实现。但这次，这座城市的抱负变得更加务实。官员们承认，上海资本市场与香港存在着巨大差距。他们尤其认识到了招募有能力的专业人才的必要性。

上海在金融人才方面落后于香港，但可以说，这方面的差距是最不重要的。要建设成功的资本市场，最重要的因素是充满活力的企业家群体。毕竟，资本市场的存在是为了满足企业家的需要，而不是相反。

以世界上最成功的华人企业家李嘉诚(Li Ka-shing)为例。李嘉诚出生于一个地位卑微的教师家庭，他是从制作并销售塑料花开始创业的。李嘉诚绝非个例。1949年离开上海的那群实业家在上 世纪六、七十年代把香港建设成为一个纺织业重镇，独力支撑起香港那一时期的奇迹般增长。其他香港企业家随后分别涉足机械、电子和专业服务等新兴行业。

香港本地企业家能在1950-1997年取得成功，其意义尤为重要，因为香港那段时期处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。1950年，怡和集团(Jardines)等大型英国商行在香港工商界占据主导地位。

到上世纪70年代初，香港本地企业家的人数就已多于具有殖民者身份的企业家，而到80年代末，这一人数差距已被拉得很大。这段历史的意义在于：香港企业家是在英国体制下兴旺发达的，因为该体制公正、无倾向性、政府的干预最少。

把香港与上海作一比较。对上海给予本地企业家的待遇，该市市委书记俞正声或许给出了最有见地的批评。2007年10月，俞正声表示：“自去年6月以来，有7000余家民营企业撤离上海。在这些浙江企业家中，有许多人都将其总部迁往杭州和香港。我们需要调整政策。”

俞正声此前曾获悉，中国一位最具活力的企业家马云最初曾在上海创业，但因毗邻的浙江省商业环境更为友好，而将企业迁往那里。

系统化的数据对俞正声的看法形成了支持。美国西北大学(Northwestern University)的钱怡与我一起，对记录中国企业情况的大型数据库进行了统计分析。我们发现，就衡量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发展的几乎所有指标而言，上海 本地民营企业不仅落后于浙江和广东等企业家数量最多的省份，而且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。

上海本地民营企业往往成长更为缓慢，营收更低，拥有的专利数量更少。

问题的根源在于，上海的体制极其偏向于某些企业，而歧视其它企业。它对跨国公司大献殷勤，却刻意冷落本地的中小企业。

上海的目标是把自己迅速建设成为一座高科技城市，但这是建立在“大企业是技术与创新之源”这一错误观念上的。大企业厌恶风险，正是中小企业的活力才促使大企业奋发向上——有时是通过击垮最无生机的企业，有时是通过迫使大企业收购中小企业，以便升级其自身技术。

上海若想在现实中赶上香港，就要想出如何才能培养出李嘉诚这样的企业家。

为了培养企业家精神，上海需要回到一些基本原则上：减少政府干预，在发放执照、融资和监管待遇方面消除对企业的歧视，然后努力提高监管质量，抑制腐败并增加透明度。

如果中国重复过去通过限制本国企业家上市选择来扶持上交所(SSE)的错误做法，那对上海和香港将是一个巨大打击——实际上，对中国自身也是如此。 限制与港交所(HKEx)的竞争——正如上海在限制国内企业家与外国企业家竞争的能力时所做的那样——只会阻碍上海宏伟蓝图的实现。